這樣一副“窘迫”的形象,似乎和許多人眼里公務員的光鮮亮麗相去甚遠,但它卻在某種程度和范圍內真實地存在著——從相關新聞后的跟帖可以看出,許多人是相信這種“窘迫”的,并且對這樣的“苦衷”不乏理解和同情。

就事論事,對洪升行為的是非判斷并不復雜。上班時間兼職賺外快本身站不住腳,公職在身、黨紀在前,在這點上沒有理由為洪升開脫,否則,那些官員上班時間睡覺、嗑瓜子、聊閑天的行為,豈不是也可以原諒?

但如果拋開副鎮長的身份,洪升“開車賺錢還貸”的行為顯得再普通不過。他的收入水平和勞動方式也就“泯然眾人矣”,他的“窘迫”和“苦衷”怕也不會引起那么多人關注了。說到底,許多人從內心里還是不愿意相信一個副鎮長可以這么“窮”;又或者,一個副鎮長可以用更體面、更隱蔽的方式讓自己不這么“窮”。

往深里說,這其實是對基層公務員生存狀況的認識問題:先說收入,“半年工資1.8萬元”這種收入水平,在中西部縣、鄉基層并非虛構,之所以造成突兀之感,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同地區、部門和職級之間收入差距較大;再說環境,盡管此前一些地方出現過“小官大貪”“雁過拔毛”的案例,但因此戴上有色眼鏡去審視或否定基層公務員群體,顯然有失公允。

洪升自言“家庭困難”,并不是為自己的錯誤行為開脫,錯了就是錯了,在這點上他比那些動輒高喊“清白”“冤枉”的人理智得多。而更值得思考的是,洪升的“苦衷”,盡管有家庭特殊原因,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基層公務員們的樸實面貌:他們也是普通“工薪階層”中的一員,也會為“錢袋子”發愁;他們不是片面的“特殊材料”,面對生老病死,他們也會有無力感和無助感;他們也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,但寄希望于勞有所值而不是胡亂伸手……理解和尊重公務員作為普通人的一面,我們的想法和看法才能不那么偏頗和極端。

有一個細節值得最后提一下,洪升開“滴滴”之所以曝光,是他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后,“被十幾輛出租車給攔下來”。這樣的景象,正在許多地方重復上演著,新舊兩種車載運營方式的“斗法”讓洪升始料未及、倍感“尷尬”。開“滴滴”的副鎮長畢竟少之又少,而對于廣大的司機和乘客來說,想必也不愿遇上這種“尷尬”吧。